“海归”有没有用武之地?
“海归”人才仍受偏爱
一个精英人才，能带出一个团队；一个高层次人才，能撞击一片智慧的火花。这叫英雄造时势。可时势也造英雄！引进人才就是当今的时势。
近两年，有关海归人才的“口碑”并非理想。一些媒体由往日颂扬“海归”派“爱国、事业”的回归，突转为一些负面的主题，不同的街谈巷议也五花八门。
于是，人们思考，缘何一个原先寻求“海归”人才的万元月薪职位，一降为今天的千元月薪的职位，还令“海归”人士争抢？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海归”是不是真的贬值？我们今天究竟怎样看待“海归”？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曾对中国农科院引进海外博士一事作过调查，并在《科技》上发表系列文章，回答读者，尤其是海外那些想回归但又心存疑虑的人士的问题。
我曾在1996年在美国作过一段访问学者，知道“海归”人员的一些想法。在此，我谈谈采访近几年已回归人士的看法。
改革开放25年，回国人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1985年前出国的人，不乏精英人才；二是1985年到1995年回国的博士和硕士；三是1995年后到现在，除读研的学者外，还有部分出国读高中或是上大学的“海归”，尽管良莠不齐，但主流是好的。
就在社会上对“海归”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时，也还有另一种现象，大科研院（所）、大学并没有动摇对有海外背景的高精尖人才心存的偏爱心理，反而加大了引进海外人才的力度。精英人才往往成了科研单位和大学综合实力的象征，成了引以自豪的竞争王牌。
以中国农科院为例，从1980年到现在，他们先后引进各类学科领域留学、短期进修、合作研究的科技人员2000多人，其中攻读学位的460多人，然而，在中国农科院这样一个有5000多科技人员的国家队里，精英人才仍嫌短缺！
2002年1月，中国农科院实施“杰出人才工程”，专门在海内外招聘一、二级岗位人才，尤其注重海外学子。他们开出的价码是，一、二级岗位人才分别有400万元和140万的科研启动经费；有不少于10～8万元的年薪和100～80平方米的住房。
其实，高价码并非是诱人的主因。那么，是什么引力促使“海归”？我们拿什么来与国外竞争？院长翟虎渠道出奥秘，是未来的“美好前景”。这里说的前景，包括实现科技产业化、股份、期权等……
经过严格筛选，中国农科院首批聘任的83位一、二级岗位杰出人才中，国外获博士学位的33人，分别来自于美、日、加等8个国家。
“海归”人才如何对待“水土不服”
“‘海归’派不如‘土鳖’派”的议论也曾使刚到位的中国农科院一级岗位人才邱德文博士感到不解，是不是国内的评价标准与国外的不一样？邱德文在美国著名的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EDN公司工作期间，就研究出优于美国的生物增长剂。
有人把这种回国后的不顺比作“水土不服”。一些从国外回来的人，觉得在有些项目的申请中，的确有难插进去的感觉。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滴水，一滴水究竟该如何融入祖国的大海？
一级岗位人才何中虎博士是“绿色革命之父”布劳格的弟子，他还身兼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驻中国办事处主任，中国农科院实行的制度是，所长考核课题主要负责人。两年来，何博士考核得了9分，他的经费比国外同等的研究机构拿的还要多。他做了1000多份材料，用系列化分子标记方法，找出了小麦面筋强度弱的原因。
植保所的李世访博士，在日本学习工作12年，2000年回到植保所工作。一年下来，科研进展并不大，原因是没有得到相应的科研经费支持，翟院长当即批给他10万元启动经费，两年后，李世访做出了成绩，获得了人事部回国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重点项目资助和“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计100万元的资助。
事实让曾对评价标准产生怀疑的邱德文博士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高兴地告诉我，他主持的“863”项目“生物农药”，拿到了550万元经费，“973”项目“抗病防虫机理研究”子课题拿到了200万元经费，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万元的进项。他作为“973”首席科学家，单位还给他配了助手。这说明，在国内，评价自有公论。
邱德文说，一个在美国工作的“海归”曾给他打电话，说国内对“海归”有看法，连工作都不好找。邱德文用自己的事实回答了他：回来，你就要有所准备，要思考你能做哪些，这就是定位。
其实，国外的一些创新思想和观念，同样能在国内起到好的效果，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国内非常热门，成果的起点也高，用到农村，很受欢迎。在中国，只要到农村看看，农民那一双双
对新技术渴望的眼睛，就是科技人员的福音。这是在美国所看不到的！
以此观之，“海归”一定要摆正位置，融入国内环境，大家在一条起跑线上，就公平、合理了。
无论是“海归派”还是“土鳖派”，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中国的科技现象，管理体制不完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问题。你可以去适应，去协调，总会解决。
其实，对大科研院（所）来说，凭本事做事的还是主流。至于竞争，一个没有竞争能力的人，就不能面对充满竞争的世界！
竞争需要勇敢智慧地面对，你要相信“裁判”和“观众”。对中国特色的问题和做法纵然有千条不满、万句牢骚，它也不会自行消失，只能由我们自己来解决。要看懂中国，先不要议论，暂时摘下“眼镜”，沉下来、深下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理性思考。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在竞争的平台上，有的单位对人才提出量化指标，一年出多少论文，几年出多少成果，获多少奖，还有在SCI和权威杂志发表论文的要求。
中国农科院“杰出人才工程”的一级岗位人才不提指标，让他们有所积累，有所发展。不提指标，是相信顶级人才的水平和自我紧迫感。然而，对二级人才，却指标明确，完不成指标，下马换人。不求全责备，而是具体对待，中国农科院正在运转的机制显现新意。
郭三堆曾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开展合作研究，现在他主持的国家“863”计划抗虫棉等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兽医研究所的留日博士孔宪刚作为农业部动物冠状病*疫源调查攻关组长，在SARS疫源调查与疫苗研究等一系列攻关课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水稻所钱前博士在水稻分蘖分子遗传机理研究上取得原创性新突破，论文于2004年4月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上发表。留学美、荷、日的归国博士董红敏，从事生态与畜牧业结合的科研，如今也展现出优异的研发潜力。在国外搞生物工程的黎志康博士带着一个5人学术团队一起来到中国农科院。
2003年底，中国农科院又从海内外招聘第二批55名杰出人才。
博士官的所作所为
对博士当官现象，人们议论不少。人们记得“傻得像博士”的笑谈，言外之意，做学问的博士不适合当官。
在中国农科院，有8位正副院长，其中5位有国外留学背景，3人取得国外博士学位。42个研究所，有500多名博士，有36位担任所长、副所长。其中，“海归”博士5人。翟虎渠院长的观点是：业务水平好，还有组织才能，为什么不可以叫他当官？
中国农科院择官时，目光瞄准在国外有过创业经验，在其他单位曾经担任过领导的那些懂管理、懂技术，会抓市场的博士。
1996年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回国的屈冬玉博士，是研究马铃薯的专家。屈博士当蔬菜花卉研究所所长时，就显出管理才华，前年，屈博士因管理才华出众，被提拔为副院长。
魏益民来中国农科院前，他是西北农业大学副校长，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他学的是农产品加工专业，当农产品加工所由他受命组建时，魏益民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思路。新所吞并老所，精简人员，职能部门只设科技处和综合办公室。120多人退休，留下90多人，只保30人的创新队伍。设6个实验室，实行三级岗位流动。打破干多干少一个样，提高骨干人员的待遇。科技人员向一线倾斜。
实践证明，魏益民这种惊险的“走钢丝”，不仅走得好，而且精彩。
何中虎博士今天也做了老板。“在课题组，我一个人说了算。靠实力赢。这有它的好处，你做了一次假，你可能在这里就呆不下去了，我可以‘枪毙’你。”从另一层面思考，这样的管理就是严谨、认真。不久前，他在国外核心期刊上连发两篇论文，这项成果光是实验，就用了5年。
衣服一新一旧，新衣裳有一个跳线，有人看不惯，换一件，旧衣裳又脏又破，有人说，反正是旧的，习惯了，穿着还蛮舒服的，议论常常来自旧的眼光。
棉花所所长喻树迅博士就属于那种爱换新衣招骂的人。你科研搞得好，带来的效益大，就让你挑大梁，就让你拿比他自己高出许多的钱。鼓励冒尖，物质刺激也刺出了一些不能冒尖人的一纸告状。喻所长不解释，不澄清。他是所长，就得要虚怀若谷，能屈能伸。这是一种胸怀。
章力建博士毕业于比利时让不鲁大学，1994年担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1995年被中组部选派到贵州省担任省长助理，4年后，他没有升迁，仍回来担任副院长，依然发挥好一个科研管理工作者的作用。他有很好的修养，他把在官场上沉浮，看作是对自己意志的锻炼。
只有心胸宽广，才能当好领头雁。这似乎也是经验之谈，当领导的必须要带好团队，培养有利于大科学家成长的群体，纵然管理的才能体现在一个领导的身上，但是，当领导的切记，是群体的力量，才显出个人的管理艺术来。
范建：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1996年在美国密西根州Olivet
College
作访问学者。多年从事农业、教育科技报道，对媒体对农业科技推广的影响有独到研究。著有《谁是方正》、《农业新闻案例剖析》等。现为科技社产经新闻部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兼职教授。（图／樊星
来源：神州学人月刊）
文/范建
